3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崛起。“中部崛起”是1988年湖北省提出的一个地方发展目标，18年过去了，这一地方吁请不仅成为中部六省的共同目标，并且上升为国家意志，反映了中部地位的提升，也是自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后，国家宏观治理格局的又一次调整。

　　中部六省拥有中国约十分之一的国土和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国家的主体部分之一，且具有“承东接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其中特大城市武汉更是自古便有“九省通衢”之谓。但近年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放缓，从GDP总量上来衡量，中部与东部之间的差距已拉大到了6倍。“中部塌陷论”一度甚嚣尘上，并非无中生有。

　　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恐怕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在经济结构组成上，农业仍占主要地位。而“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又是税改之前中部地区诸多乡村的写照。

　　第二是民营经济发展严重不足，不足以支持中部地区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因此，相比于珠三角、长三角的蓬勃发展，“中部困境”难免凸显。

　　中部稳则国家稳，中部崛起刻不容缓。而要化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无疑需要新思路，这个新思路又必须考虑中部地区的发展实情，不能太超前，又不能不超前。

　　首先是要解决“一头大”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传统农业的布局，以城市化、工业化带动现代农业。有人质疑搞城市化和工业化会不会影响粮食安全，毕竟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但事实上，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真正的粮食安全。而在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多的状况下，如果没有充分发达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转不出去，土地附加值的产出就必然稀释掉，农业现代化未免痴人说梦。中部地区的问题不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过快过多，而恰恰是过慢过少。

　　其次，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发展需要加强与东西部地区的交流，相应的或许需要建立统一的协调机构。该机构的管辖权如何勘定？授权依据在哪里？如何保证不被强势利益集团所左右，而真正超越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创新思维。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要解决非公经济“一头小”的问题。在中部地区非公经济发展已远远落后的情况下，现阶段不能仅仅靠自发自生，否则就会在竞争上始终处于下风。只有汲取其他区域经济体发展的经验教训，大胆创新，形成体制优势，才可能扭转劣势。

　　中部地区在经济体制上的创新素有历史渊源。远有张之洞督鄂18年，通过一系列改革使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近有改革初期的大胆变革，即1984年武汉市启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并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这项改革当时是国内省会城市第一家。改革对武汉的作用立刻显现，“荷花洗衣机”、“莺歌电视”等知名品牌一时鹊起，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名噪一时，作为国有企业的武汉柴油机厂还大胆聘请德国人格里希当厂长。这些事实证明，中部地区并非改革荒漠，其后来的颓势只是由于原有的体制优势渐趋消弭，新的体制安排又未能及时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所致。

　　目前，中部地区尚属于经济发展跟进型区域，如何在非公经济领域形成新的体制优势？突破口惟在改革。不妨再次试点，比如建立经济试验区，在试验区内完全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要求进行要素资源的配置。尤其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可以彻底改变旧有思路———以往搞经济试验区，一向是先有政府，再有经济体，而在此类试验区全国遍地开花的条件下，无法形成竞争优势———可让试验区内部非公经济先行发育，再根据发展需要配置行政服务。如此一来，也可为未来宏观上的进一步改革提供某种经验。

　　健全的市场化机制是中部崛起必走的路径，而其要素资源配置则完全可以超越转型期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徘徊的特性，规避权力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明确，政府的作用就是建立与现代市场机制相适应的配套服务体制，如此才能形成经济和政治的合力，达到迅速释放后发潜力、抵消发展劣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