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2万名大学生的输出与200万民工的输入，这一曾经令无锡市许多干部引以为荣的“十进一出”，如今却让市委书记杨卫泽感到不安。 
    “在1：10比例的背后，是无锡市产业层次不高的折射，因为低层次的产业只能吸纳低素质人口，而吸纳不了优势人力资源。”杨卫泽说，“水是长三角的灵魂，而太湖久治仍污的现状，迫使我们必须逐渐与这种低层次的产业告别。” 
    不只是水的问题，也不只是无锡的问题，整个长三角都遇到了资源、环境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些约束之下，处于全国领跑者地位的长三角，终于开始“转轨”，出现了发展新趋向。 
   “世界是平的”动摇“两头在外”发展模式 
    作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基地，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生产制造在内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一直是长三角地区加工制造业的主流模式。然而近年来，这一发展模式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颠覆，他们纷纷走出去异地办厂。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贸委统计，去年新疆纺织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7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有相当比例来自于长三角的纺织企业。 
    长三角许多企业的这种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世界是平的”。江阴澄星集团董事长李兴说，随着芯片、卫星、光纤、因特网等高技术运用与普及，人们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变成了地球村。为了降低企业的成本，人们可以将产品的不同部件地方化，可以在最适合的地方进行生产。近年来，作为全国磷化工龙头企业的澄星集团，就不断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外投资25亿元，已超过在江阴本地的投资额。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过去对本地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往往持一种消极态度，而现在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浙江省台州市一位干部告诉记者，过去之所以消极，是地方干部担心企业外流，会造成本地产业“空心化”；现在之所以有所改变，是因为在环境、资源约束之下，“两头在外”那种买进原料、留下污染、输出产品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必须“腾笼换鸟”，让有限的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 
    如今，在长三角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企业希望采取“两端(研发、营销)留下，中间(生产制造)分离”的发展战略。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分析认为，长三角最大的优势是人力资源优势，而不是劳动力资源优势，因此“两头在外”模式并不适合于明天的长三角。长三角今后要走人力先导型发展方式，而不是依托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实现增长。 
    上海社科院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维说，长三角重化工业已经发展到了“增长的极限”，像无锡这样的城市工业中重化工业的比例都已达到73.5%。下一步，“长三角制造”将逐渐向“长三角服务”转型，不仅现代服务业将更快发展，本地的制造业也会逐渐向“2.5产业”、即生产型服务业方向发展。 
   “让上海多一个西湖，让杭州多一个外滩” 
    跨江大桥与跨海大桥的建设，“D字头”城际列车的公交化，磁悬浮时代的即将到来，使长三角的新时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构，“让上海多一个西湖，让杭州多一个外滩”终于伴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而逐渐成为现实。但是，比硬件上时空距离的缩小更令人高兴的，是人们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思想观念上时空距离的缩小，多年来楚河汉界分明的行政壁垒终于有了松动、甚至打破的迹向。 
    上个月，宁波市规划局公布了余(姚)慈(溪)地区城镇空间布局规划，要求这两座相距不远的县级市，联手打造余慈中心城，从而淡化行政区划界限，强化经济区域概念，以求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比起余姚、慈溪的合作，江苏江阴与靖江的合作更进一步，双方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跨行政区域的工业园区，并用“投资、管理以江阴为主，土地、劳动力和环境配套以靖江为主”的行政“混血”方式进行管理，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 
    长三角地区的一些观察家指出，别小看区域合作迈出的这一小步，它实际上是许多领导突破行政壁垒、地域观念而迈出的一大步。众所周知，长三角尽管多年来一直在高举区域合作的大旗，但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江苏一位干部形象地说，“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有”，更何况分属于不同地区的各级领导了。正是在“屁股指挥大脑”的作用下，长三角各地区之间竞争远远大于合作，以行政区划为界，产业规划上严重同构、优惠政策上互挖盆地、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这成为“无序长三角”广为人们诟病的理由。 
    “阻碍长三角区域合作的是各自利益，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的还是利益”。靖江市委书记刘建国分析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各地面临的竞争主要是周边地区的竞争，因此彼此之间往往是竞争大于合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整个区域都面临外界甚至国外更强大的竞争对手时，区域间的合作便有了共同利益的纽带，因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正是在外部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长三角协同作战的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除国家级层面的“长三角区域规划纲要”即将出台外，长三角各城市也主动将自己纳入长三角体系。在上海今年初制订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区域发展功能定位”中，将紧邻苏浙两地的虹桥地区规划为“服务长三角的新城市中心地区”，其作用是改变“上海缺乏连接长三角其他地区的高速交通网络的事实”，促成上海真正成为“区域内物流和现代服务中心”。 
    “长三角的区域合作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尚有很多路要走，但毕竟出现了‘要我合作’为‘我要合作’的局面，有了这个基础，长三角的区域合作就厚望可期。”长三角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玉芳说。 
    环境建设是更高层次的经济建设 
    在许多地方“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的背景之下，只要手握大项目就可以成为政府坐上宾的一些老板，近年来到长三角时却时常碰壁。从2003年开始，江阴对投资5000万元以下的印染等15类项目一律禁批，市政府已否决了300多个污染严重、选址不当或违反产业政策的项目。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不少干部在谈起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时，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然而，长三角地区在经历了市场经济起步时期饥不择食的阶段之后，越来越多的干部认识到，环境建设与生态建设其实也是更高层次的经济建设。 
    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建设经济高地，首先要成为吸纳各种人才的高地，而建设人才高地的前提，是要有良好的环境与生态，试想一个污水横流、生态脆弱的地方怎能吸引大批高层次人才？为了打造一个吸纳人才的良好环境，江阴近年来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关停和取缔了108个污染严重、难以治理的企业和项目，对445家污染企业实施了限期治理。除此以，江阴还禁采山石，禁水封井，以保护自然生态。 
    在长三角经济龙头的上海，除了拒绝那些纯粹为他人做嫁衣的加工制造业外，还设置了投资门槛。以张江园区为例，一套“产业/产业环节等级评估体系”，对优势产业、均势产业和劣势产业进行定义，有污染、资源消耗大、产业层次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定义为劣势产业，不仅不得引入，而且还被列入逐步淘汰的名单。 
    “环境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决定着竞争力的高低，也决定着税源的多寡。”    江苏省发展委研究所所长顾为东介绍说，“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主要是从保有环节征税，也就是财产税，因此，谁的环境好，谁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口居住，也就能获得更多的税源。我们现在虽然主要是从生产环节征税，但这种状况迟早会发生改变，如物业税现在已箭在弦上。从长远看，即使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税源，也应该把环境、生态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