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宏调不仅要防御,还要进攻”
文章来源：中财网 添加人：hnxxzxzcz 添加时间：2008年7月23日 15:51
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建议,紧缩同时也要在税收等方面为企业减负,经济学家赵锡军和刘煜辉认为应重视财政政策
在6月份物价指数回落至7.1%宏调初见成效时，中央高层和经济学界也注意到GDP增长有减缓的趋势。货币政策是否作为宏观调控的唯一法宝？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单一货币、信贷紧缩政策应改为货币、财政、税收相配套的政策"，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上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的观点更为形象，"光靠从紧的防御性货币政策是打不赢仗的，还需要进攻。进攻是什么？也就是采取各种措施来化解企业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后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在我看来，供给方的事情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他表示，财税改革将成为未来改革的重点。
治通胀成效有一定效果，但根源未除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觉得在目前的政策使用下，也就是在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怎样？
赵锡军：效果肯定是有的，但目前央行的紧缩政策只能说覆盖部分问题。最主要的是通货膨胀根源没有消除，美国的货币政策没有变化，未来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会发生变化。最近美联储和财政部向两个房地产企业补充流动性，非常令人吃惊，这也表明美国的形势很严峻，美元还会持续贬值。所以只要根源不消除，全球流动性会持续泛滥，而中国发展情况相对比较好，国际投机资本会源源而来。我们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控制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会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美元的持续下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还会上涨，当然我们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关税会起一定作用，但不能完全冲抵涨价的因素。因此我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只覆盖一个半因素。另外，像产业升级转型换代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货币政策在这方面完全不能发挥作用。
刘煜辉：对于治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通胀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我国的通胀主要是今年经济失衡和外部冲击诱发下出现的。因此从本源上分析，很难通过自己货币的紧缩来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价格扭曲造成的。
中国2002年加入世贸后，这种扭曲有被抛向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相互的。由于要素价格的扭曲，大量的资本、产业开始向中国转移。也是在这五年内，中国的产能出现了急剧的扩张。这种产能的扩张中，中国对全球的资源需求，包括铁矿石、能源等开始急剧增加，而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也使得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扩张逐步发展为全球对资源胃口的不断增加，进一步导致了资源供求失衡。
因此，中国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效果不是很大。而且紧缩必然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特别是以前的投资下去后，已经形成产能了。如果强行紧缩，必然出现大量的投资项目被挤垮，付出的代价是经济增长滑坡。
国家习惯于总需求管理
南都：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的货币增长量比较快？
李稻葵：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国际上出现了比较大的经济和金融的波动，导致大量外汇进入中国市场。而大部分人都认为人民币会升值，因此不需要美元、欧元，都需要结汇，于是倒逼着人民银行拿出相应的人民币来结汇。这就是我们现在货币发行量比较多、增长比较快的一个基本原因。
这就是外汇增多之后对货币总需求产生的冲击。对于这个后果，政策推出紧缩型的货币政策，采用各种措施，比如要求各家银行减少贷款额度，留出更多的存款作为存款准备金；多次连续提高贷款利息等等。这就叫总需求管理，当你的总需求增加之后，政府要收紧银根。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政府反复在用这个政策来控制总需求。
我个人的观察是，国家习惯于总需求管理。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以来，我们最主要的矛盾确实是总需求管理，是压制总需求，最主要办法是货币和信贷。这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用起来轻车熟路。这个也不需要批判。而从客观上讲，这次面临的情况不一样了，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压力，更有总供给受到冲击的影响。防守是防止不要出现两位数通货膨胀，但是光防守是不行的，光防守是打不赢仗的。
要打组合拳企业面临三个半成本影响
南都：那李教授认为，这次出现的情况跟此前有什么不同？
李稻葵：中国经济今天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如今我们的总供给也受到了冲击。什么叫总供给也受到了冲击？说明白一点，就是我们企业的成本也受到了冲击，成本的冲击来自于何方？来自三个半成本的影响：一是劳动务工成本在上升。过去我们长期依赖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维系低成本的优势和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到了今天，经过二三十年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进程，很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了。农村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的二元经济调整过程，当它开始见底的时候，必然导致两个结果：劳动用工成本上升和农村农产品供给量下降。
二是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全球的需求量在上升，供给相对不足。
三是节能环保成本在上升。在提倡建设环保型社会里，企业肯定要搞环境评估，需要投资高效率、低耗能的昂贵设备，这些都会进入到企业的生产当中，于是就会抬高企业生产成本，冲击企业的运作。
最后，还有半个成本因素，也就是对企业税收的征收力度加强了，这也对企业的供给产生冲击。
应该调整价格要素
南都：前不久，也有专家提出，单一使用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实施从紧政策时，需要财政、税收政策做配套，您认为呢？
赵锡军：我觉得组合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控制产业升级成本方面，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控制高能耗、企业转型出现困难，可以考虑通过税收政策进行调整，所以这里是财政税收政策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
刘煜辉：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失调，因此政府应该调整价格要素作为主要政策，然后综合使用其他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看到任何组合政策，只有货币紧缩政策，而不是有松有紧。对企业来说，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是紧的，包括劳动法实施、环保要求的提高、严格控制信贷增速，这些叠加起来，企业会难以承受。
政府应更关注货币供给方
南都：在这种三个半成本冲击总供给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认为更应该关注供给方？
李稻葵：当供给曲线往里面收缩的时候，经济的产量就会下降，物价水平就会提高。这就是我对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个概括。因此，我们的政策必须要考虑采取措施，来应付这种情况，攻守兼备，守住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管的是社会总量，货币存量不应大幅度上升，因为大幅度的货币存量会导致物价水平失控，通胀从8%上升到10%以上。这是一种防御性政策。
但光靠从紧的防御性政策是打不赢仗的，还需要进攻。进攻是什么？也就是采取各种措施来化解企业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后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在我看来，供给方的事情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更应该由政府通过出台措施来化解它、应对它。为什么更应关注供给方？有两个理由。
一是供给是更根本的、更长期的。如果说由于外资涌入所带来的资本冲击，这是个负面因素的话，那么这个冲击很可能是短期的，因为外资涌入的局面在未来半年或一年内会逆转。外资一跑，货币发行量就下去了，对供给方的冲击就消失了。并且我们政府在这方面也比较有经验了。
成本上升带来的冲击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产业能不能升级，能不能走出所谓"中产阶级陷阱"的大问题。
二是如果我们的眼光总是放在总需求管理，那么结果就有两个，要么物价压不下去，要么把物价压下去的同时GDP增长速度也比较低。但是如果处理好供给方的问题，帮助企业把成本压下去，不仅可以把社会物价水平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也可以帮助企业增加产量，至少不会使得一些企业关停。因此，如果供给工作做得好，是双赢，既能增加产量，也能控制物价。
南都：怎么关注供给方的问题？
李稻葵：很多机制、体制上的问题，需要向改革要答案，光靠货币政策是拿不出答案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应该加以改革啊？对农民进城打工的限制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啊？个人所得税是不是也可以进行改革啊？垄断型企业是不是应该逐步放开？这些改革，应该推出。而且我想，当我们的经济增长有所下滑的时候，相信我们的政府也会认真去研究这些改革措施，也会比较及时出台一些政策。
CPIorGDP财税改革将成重点
南都：目前财政、税收政策发挥作用明显吗？
赵锡军：财政政策在计划经济年代发挥作用明显，但在进入市场化以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慢慢失去作用。但现在看来，财政政策仍然要发挥它的作用。特别是可以配合其他政策起作用。
刘煜辉：我们控制治理通胀的核心是调整扭曲的价格体系，这作为主要政策。其他应该辅以财政、税收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这时候要发挥较大的作用。只有这些政策配合使用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所幸的是，现在国家有很雄厚的财政资源，国家税收连年高速增长，财政政策发挥的空间比较大。
李稻葵：财税改革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改革的重点。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最值得做、最有潜力，也是最容易做的就是财税改革。一方面来讲，我们的税务负担还比较重，另一方面，政府的财税盈利也是非常多的，同时财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也是最大的。因此，我相信政府在这方面会有大动作。我个人甚至认为，政府为度过这四五年的难关，搞一点财政赤字，是可以体谅的，也恐怕是应该的。中国经济从现在到未来五年，可能要经历最难熬的日子。
政府一方面要在税收上减轻企业的负担，搞税制改革。另外在支出上要拿出过渡性政策来弥补、对冲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的局面，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闯过这五年，中国经济的前途将会十分美好。
调控政策不宜一刀切
南都：由于持续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一些企业经营开始出现困难，资金短缺，因此，宏观调控究竟是压通胀，还是保增长，近期也有不少争论，您怎么看？
赵锡军：中国什么时候压力都不能放松。我们要赶上欧美国家，就不能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就要研究维持高增长的情况下，要解决哪些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价格释放平缓一些，可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把三种压力错开。另外，信贷政策做得好，也可以错开不同项目的发展时间，做到有"保"有"压"。特别是我们执行调控政策的时候，不能强求一刀切，东西部不一样，各行各业不一样。所以执行调控政策还要灵活把握，尽量错开价格压力释放的时间。
刘煜辉：在治理通胀放在首位的情况下，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压下去，国际上的资金就会撤掉，这是必然的。由于我们的出口很多是初级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很高，在（通胀）没有压下去之前，需求还是有的，国际市场的资金就不会从商品市场退出去，所以通胀将是长期的。我们可以考虑把通货膨胀的时间放长一点，逐步调整。绝对不能一步调下去，那样可能把企业压垮了。同时还考虑给企业一些支持，包括财政、税收、信贷政策，引导企业向高效率、低能耗方向发展。我们要在要素价格调整时，高能耗压下去时，考虑给企业一些过渡，引导企业产业结构转型和产品升级。
在6月份物价指数回落至7.1%宏调初见成效时，中央高层和经济学界也注意到GDP增长有减缓的趋势。货币政策是否作为宏观调控的唯一法宝？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单一货币、信贷紧缩政策应改为货币、财政、税收相配套的政策"，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上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的观点更为形象，"光靠从紧的防御性货币政策是打不赢仗的，还需要进攻。进攻是什么？也就是采取各种措施来化解企业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后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在我看来，供给方的事情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他表示，财税改革将成为未来改革的重点。
治通胀成效有一定效果，但根源未除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觉得在目前的政策使用下，也就是在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怎样？
赵锡军：效果肯定是有的，但目前央行的紧缩政策只能说覆盖部分问题。最主要的是通货膨胀根源没有消除，美国的货币政策没有变化，未来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会发生变化。最近美联储和财政部向两个房地产企业补充流动性，非常令人吃惊，这也表明美国的形势很严峻，美元还会持续贬值。所以只要根源不消除，全球流动性会持续泛滥，而中国发展情况相对比较好，国际投机资本会源源而来。我们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控制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会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美元的持续下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还会上涨，当然我们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关税会起一定作用，但不能完全冲抵涨价的因素。因此我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只覆盖一个半因素。另外，像产业升级转型换代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货币政策在这方面完全不能发挥作用。
刘煜辉：对于治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通胀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我国的通胀主要是今年经济失衡和外部冲击诱发下出现的。因此从本源上分析，很难通过自己货币的紧缩来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价格扭曲造成的。
中国2002年加入世贸后，这种扭曲有被抛向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相互的。由于要素价格的扭曲，大量的资本、产业开始向中国转移。也是在这五年内，中国的产能出现了急剧的扩张。这种产能的扩张中，中国对全球的资源需求，包括铁矿石、能源等开始急剧增加，而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也使得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扩张逐步发展为全球对资源胃口的不断增加，进一步导致了资源供求失衡。
因此，中国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效果不是很大。而且紧缩必然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特别是以前的投资下去后，已经形成产能了。如果强行紧缩，必然出现大量的投资项目被挤垮，付出的代价是经济增长滑坡。
国家习惯于总需求管理
南都：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的货币增长量比较快？
李稻葵：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国际上出现了比较大的经济和金融的波动，导致大量外汇进入中国市场。而大部分人都认为人民币会升值，因此不需要美元、欧元，都需要结汇，于是倒逼着人民银行拿出相应的人民币来结汇。这就是我们现在货币发行量比较多、增长比较快的一个基本原因。
这就是外汇增多之后对货币总需求产生的冲击。对于这个后果，政策推出紧缩型的货币政策，采用各种措施，比如要求各家银行减少贷款额度，留出更多的存款作为存款准备金；多次连续提高贷款利息等等。这就叫总需求管理，当你的总需求增加之后，政府要收紧银根。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政府反复在用这个政策来控制总需求。
我个人的观察是，国家习惯于总需求管理。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以来，我们最主要的矛盾确实是总需求管理，是压制总需求，最主要办法是货币和信贷。这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用起来轻车熟路。这个也不需要批判。而从客观上讲，这次面临的情况不一样了，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压力，更有总供给受到冲击的影响。防守是防止不要出现两位数通货膨胀，但是光防守是不行的，光防守是打不赢仗的。
要打组合拳企业面临三个半成本影响
南都：那李教授认为，这次出现的情况跟此前有什么不同？
李稻葵：中国经济今天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如今我们的总供给也受到了冲击。什么叫总供给也受到了冲击？说明白一点，就是我们企业的成本也受到了冲击，成本的冲击来自于何方？来自三个半成本的影响：一是劳动务工成本在上升。过去我们长期依赖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维系低成本的优势和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到了今天，经过二三十年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进程，很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了。农村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的二元经济调整过程，当它开始见底的时候，必然导致两个结果：劳动用工成本上升和农村农产品供给量下降。
二是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全球的需求量在上升，供给相对不足。
三是节能环保成本在上升。在提倡建设环保型社会里，企业肯定要搞环境评估，需要投资高效率、低耗能的昂贵设备，这些都会进入到企业的生产当中，于是就会抬高企业生产成本，冲击企业的运作。
最后，还有半个成本因素，也就是对企业税收的征收力度加强了，这也对企业的供给产生冲击。
应该调整价格要素
南都：前不久，也有专家提出，单一使用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实施从紧政策时，需要财政、税收政策做配套，您认为呢？
赵锡军：我觉得组合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控制产业升级成本方面，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控制高能耗、企业转型出现困难，可以考虑通过税收政策进行调整，所以这里是财政税收政策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
刘煜辉：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失调，因此政府应该调整价格要素作为主要政策，然后综合使用其他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看到任何组合政策，只有货币紧缩政策，而不是有松有紧。对企业来说，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是紧的，包括劳动法实施、环保要求的提高、严格控制信贷增速，这些叠加起来，企业会难以承受。
政府应更关注货币供给方
南都：在这种三个半成本冲击总供给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认为更应该关注供给方？
李稻葵：当供给曲线往里面收缩的时候，经济的产量就会下降，物价水平就会提高。这就是我对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个概括。因此，我们的政策必须要考虑采取措施，来应付这种情况，攻守兼备，守住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管的是社会总量，货币存量不应大幅度上升，因为大幅度的货币存量会导致物价水平失控，通胀从8%上升到10%以上。这是一种防御性政策。
但光靠从紧的防御性政策是打不赢仗的，还需要进攻。进攻是什么？也就是采取各种措施来化解企业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后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在我看来，供给方的事情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更应该由政府通过出台措施来化解它、应对它。为什么更应关注供给方？有两个理由。
一是供给是更根本的、更长期的。如果说由于外资涌入所带来的资本冲击，这是个负面因素的话，那么这个冲击很可能是短期的，因为外资涌入的局面在未来半年或一年内会逆转。外资一跑，货币发行量就下去了，对供给方的冲击就消失了。并且我们政府在这方面也比较有经验了。
成本上升带来的冲击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产业能不能升级，能不能走出所谓"中产阶级陷阱"的大问题。
二是如果我们的眼光总是放在总需求管理，那么结果就有两个，要么物价压不下去，要么把物价压下去的同时GDP增长速度也比较低。但是如果处理好供给方的问题，帮助企业把成本压下去，不仅可以把社会物价水平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也可以帮助企业增加产量，至少不会使得一些企业关停。因此，如果供给工作做得好，是双赢，既能增加产量，也能控制物价。
南都：怎么关注供给方的问题？
李稻葵：很多机制、体制上的问题，需要向改革要答案，光靠货币政策是拿不出答案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应该加以改革啊？对农民进城打工的限制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啊？个人所得税是不是也可以进行改革啊？垄断型企业是不是应该逐步放开？这些改革，应该推出。而且我想，当我们的经济增长有所下滑的时候，相信我们的政府也会认真去研究这些改革措施，也会比较及时出台一些政策。
CPIorGDP财税改革将成重点
南都：目前财政、税收政策发挥作用明显吗？
赵锡军：财政政策在计划经济年代发挥作用明显，但在进入市场化以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慢慢失去作用。但现在看来，财政政策仍然要发挥它的作用。特别是可以配合其他政策起作用。
刘煜辉：我们控制治理通胀的核心是调整扭曲的价格体系，这作为主要政策。其他应该辅以财政、税收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这时候要发挥较大的作用。只有这些政策配合使用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所幸的是，现在国家有很雄厚的财政资源，国家税收连年高速增长，财政政策发挥的空间比较大。
李稻葵：财税改革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改革的重点。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最值得做、最有潜力，也是最容易做的就是财税改革。一方面来讲，我们的税务负担还比较重，另一方面，政府的财税盈利也是非常多的，同时财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也是最大的。因此，我相信政府在这方面会有大动作。我个人甚至认为，政府为度过这四五年的难关，搞一点财政赤字，是可以体谅的，也恐怕是应该的。中国经济从现在到未来五年，可能要经历最难熬的日子。
政府一方面要在税收上减轻企业的负担，搞税制改革。另外在支出上要拿出过渡性政策来弥补、对冲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的局面，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闯过这五年，中国经济的前途将会十分美好。
调控政策不宜一刀切
南都：由于持续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一些企业经营开始出现困难，资金短缺，因此，宏观调控究竟是压通胀，还是保增长，近期也有不少争论，您怎么看？
赵锡军：中国什么时候压力都不能放松。我们要赶上欧美国家，就不能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就要研究维持高增长的情况下，要解决哪些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价格释放平缓一些，可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把三种压力错开。另外，信贷政策做得好，也可以错开不同项目的发展时间，做到有"保"有"压"。特别是我们执行调控政策的时候，不能强求一刀切，东西部不一样，各行各业不一样。所以执行调控政策还要灵活把握，尽量错开价格压力释放的时间。
刘煜辉：在治理通胀放在首位的情况下，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压下去，国际上的资金就会撤掉，这是必然的。由于我们的出口很多是初级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很高，在（通胀）没有压下去之前，需求还是有的，国际市场的资金就不会从商品市场退出去，所以通胀将是长期的。我们可以考虑把通货膨胀的时间放长一点，逐步调整。绝对不能一步调下去，那样可能把企业压垮了。同时还考虑给企业一些支持，包括财政、税收、信贷政策，引导企业向高效率、低能耗方向发展。我们要在要素价格调整时，高能耗压下去时，考虑给企业一些过渡，引导企业产业结构转型和产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