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里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背景。认知“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有益于学习贯彻和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也为发展新时代的县域经济开启了新的思维。

一、在不平衡不充分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亦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一方面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又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一定要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要求，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什么是生产能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是生产能力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不仅表现在反映地区生产规模的GDP和人均GDP水平上，更反映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上。水平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差异长期存在下去却是危险的，搞不好就有可能带来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危机，我们必须认真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和消除差异。

长期以来，在应对和消除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差异方面，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多是从上面发力，比如开放沿海地区，给予特殊区域特殊政策；实施市带县，拉动县乡经济发展；划分主体功能区，发挥地区优势；发挥城市群作用，引领大中小微城市发展；转变城市化观念，把农村包括进来，走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子；改革乡镇行政建制，赋予乡镇县级经济权限等，这些方略举措也都起到了积极的效应。可是，从整体上看，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充分，甚至有差距拉大的迹象，尤其是农村农业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展方面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深度贫困人口、返贫困人口，不仅影响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也将制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步伐。习近平以其统筹发展的科学思想，把振兴乡村的发展摆放到战略层面高度，既是提请全社会关注乡村发展问题，也是动员乡村自身起来革命和建设，更是补上不平衡不充分中的这一个短板弱项。这是我们认识习近平的“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一个基本视角点。

二、适应主要矛盾转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指出，“我国经济已有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日的追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习近平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更明确了如何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指向—一转变发展方式，也包括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农民的生活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也包括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城乡经济结构、农轻重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也包括转换乡村经济创新的动力。习近平还强调了要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期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等。毋庸置疑，这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反映习近平统筹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着力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组成，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基本设计与构想的、从理论指导到实践运作的完整表述。

习近平的“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使我们深刻的认识到，新时代、新阶段、新形势必须要有新要求、新作为、新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战略高度的、高层面的、缜密的思维，而不是一味停留在原有一套框框条条下修修补补原地打转。特别是要在科学的顶层设计规划、积极政策举措下，引导乡村间的集体、个体动起来，形成一种内生性动力，自主、自理、自立，自我发奋，自我崛起、振兴跨越，经济的动能总是来自于内因，内因力量是根本。所以，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心与支点，一是明晰国家政策和财力对乡村经济的倾斜，二是引领社会资本与乡村经济的耦合，三是促进乡村自身对当前机遇的敏感性和搏击力。

三、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再一次突出了乡村这一经济社会层面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然而我们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这都是必须加快加以解决的。那么突破口在哪儿？按照习近平发展新理念和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当我们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以后，就应该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其中振兴乡村经济，自然应该提到重要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位置。或者说，当经济进入新常态，当城市经济发展又一次在寻找着新的契机之际，我们亦不妨可以选择一个薄弱点，切入乡村，再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式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崛起，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崛起，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建设的历史上，我们曾经依次经历了三次大的农村包围城市。第一次是在1920年代，我们党克服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左的激进路线，转向农村，发动农民，实施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建立了新的人民的共和国；第二次是在1970年代末，当改革的大幕拉起，当我们推进和深入到城市经济改革之际，却遇上了理论的、实践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同时，把改革转向了农村，1979年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以及农业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1984年我们又从农村的改革进入到城市；第三次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开启之时。习近平在科学的分析了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基础上，果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对习近平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脱贫打好深度脱贫攻坚战，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一个再概括、再提升。

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谋划和部署。为什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特点、阶段特征提出来的。中国不真正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不协调城乡融合发展，不增加农民收入，就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崛起，也就很难建设成真正的现代化强国。所以，还要从一线最基层抓起，从促进乡村振兴做起，以乡村振兴活跃县域经济，推进省级经济，创立一个区域经济生机活力，国家经济繁荣强盛的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是振兴乡村经济，调集农村农业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农民有一种内生动力，在广阔天地里自我奋起，自主发展，自立自强。也可以说，实施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不是一味地、传统的“进城”、“农转非”，让“穷人”、“贫困人口”涌入城市，而是更多的通过振兴乡村经济，使我们的农民都尽快的富裕起来。

作者：郭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经济研究中心，河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