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市场”理论认为，在以 GDP 和财税增长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下 [6] ，中国地方竞争体现了“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双向嵌入”：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愿景和机会要嵌入到市场竞争中来实现，而地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条件（如产业政策、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又受到官场竞争的影响。

该理论为我们理解地方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互动以及政企合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分析框架 [19] 。在晋升竞争的压力下，地方官员会调动各种资源来推动地方特色和主导产业的发展。处于层层行政发包体系中的地方官员掌握多种关键性的经济资源（如财政资金、税收优惠、土地批租、投融资平台等）[23] ，这些资源成为地方官员帮助本地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提高行政服务的效率，地方政府通常会成立专门的产业促进领导机构（如领导小组），必要时配备相关的执行机构，整合政府内部力量，并对相关干部进行专项绩效考核。

“官场＋市场”理论强调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互动：一方面，官场竞争促使地方官员发挥“援助之手”去提升本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的压力也约束地方官员的权力任性（如“掠夺之手”），迫使地方官员与本地企业家一起寻找最适合本地条件的产业发展战略，有效应对外部市场竞争。地方产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绩效由超出地方政府控制的全国、全球市场决定，这就使得地方官员对特色产业的选择，必须基于外部市场竞争的形势、本地发展产业的禀赋条件进行准确研判，寻找重点突破的细分市场，并依据形势变化而适时调整。产业政策的成败最终要通过本地产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绩效表现来检验，这使得地方官员必须与当地企业通力合作，依托行业协会等半官半民的机构，协同多方力量；其决策行为必须顺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学会在市场竞争中“游泳”。

在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为了打造本地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地方官员经常要发挥政治企业家精神，敢于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突破创新，承担可能的市场和政治风险，与此同时，还必须在战略实施上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在发展基础落后的地区，地方官员的政治企业家精神和政策执行力尤为重要。从我国各地特色产业崛起的故事中可以发现，决定一个地区特色产业能否崛起的关键不是自然禀赋、工业基础或区位条件，而是政治企业家精神与市场企业家精神能否结合在一起，政企之间能否形成紧密合作、优势互补。

当然，“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一个重要条件是“官场竞争”的有效性，即地区经济绩效好的地方官员确实更有可能获得晋升，或者说地方官员具有强烈的政治激励推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一个地区的官场生态不鼓励地方官员发展辖区经济，而是通过其它途径引导晋升，那么“官场＋市场”的互动就难以释放潜能。